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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滨孙飘流记
Robinson Crusoe

请点击打开图书预览,不能打开请与管理员联系。 笛福

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年11月 出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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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价:12.0 会员价:10.8
会员折扣:90%

开本:大32 装帧:平装

关注年龄: 6~9岁 9~12岁 12~15岁 15岁以上

综合推荐级别: 5.0

 

红泥巴书评
介绍:这是一部十八世纪初由英国人笛福写下的不朽之作。它讲述一名水手独自在一座荒岛上生活数年的故事。 
阅读建议:很多人都曾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过这个故事,它的文学意义,社会学意义,历史学意义,经济学意义,等等。不过打动所有人的还是故事中蕴藏的对人的价值的肯定,冒险精神、近乎本能的智慧,还有劳动的能力,使一个独自面对大自然的人坚强地活了下来。 
 
关于《鲁滨孙漂流记》译本 
 
鲁滨孙的媒人   文/赵武平  
 
  钱钟书在《林纾的翻译》中说,虽然歌德比翻译家为“职业媒人”,是“下流”的,可他自己并不赞同,并且以林纾为例说:  
 
  林纾的翻译所起“媒”的作用,已经是文学史公认的事实。他对若干读者,也一定有过歌德所说的“媒”的影响,引导他们去跟原作发生直接关系。我自己就是读了林译而自己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。  
 
  他认为林译属于“好译本”,是以“消灭自己”的方式,把读者引向原作,“马上掷开了译本”;相反,“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。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;他对译本看不下去,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。”(《七缀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2月初版,页82)  
 
  此文著于六十年代,斯时尚少重译流俗,作者也就忽略了林译为“媒”的别一作用,即诱导旁人另起炉灶再译新本。比如,新译丹尼尔·笛福的黄杲火斤和郭建中二位,都谈过各自对林译《鲁滨孙漂流记》的见解。  
 
  黄译最有特色,是其不仅增补了少见的鲁滨孙飘流记续篇(笛福在该篇以及末篇《真诚的感想》里蔑视中国人,暗示“中国是许多野蛮国家中一个还算开化的国家,或许多开化国家中一个仍很愚昧的国家”),而且将林译书名易为《鲁滨逊历险记》(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2月初版)。经手译文编校的周克希甚为欣赏,曾著文缕述:“在读者,除了口味,似乎还有个习惯问题——有时候,‘先入为主’的译名,几乎是根深蒂固的。……黄杲火斤先生在新译本《鲁滨逊历险记》的译者前言里,用两页篇幅历举书名改译的理由,说明:‘在笛福的笔下,鲁滨逊一生之中从来都不曾“飘流”过!’新译本问世一年有余,销路很好,但许多人还是习惯说《飘流记》;这个并不准确的书名,也仍不时会见诸报端。”(《译边草》,百家出版社2001年7月初版,页64)不过此说当否,尚可存疑。林纾晚年以文化保守派领袖自居,攻击新思想新文学,应该早有定论(郑振铎说,林纾“以一个‘古文家’动手去译欧洲的小说”;严复更言译书“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,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”)。林译问世于1905年,他选“飘流”,更可能取其古义“飘泊(职业生活不固定,东奔西走)”,而非今义“漂流”。  
 
  几乎同期出现的郭译《鲁滨孙飘流记》(译林出版社1996年5月初版),好像无甚挑剔前译,并说“至少有三种较好的译本:(1)林纾译本(与曾宗巩合译),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三年出版;(2)徐霞村译本,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七年出版;(3)方原译本,一九七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”他还格外赞赏林译书名的高妙:“小说原标题为:《鲁滨孙·克鲁索:约克郡水手鲁滨孙·克鲁索的一生及其离奇冒险》。可是,自从林纾恰如其分地定名为《鲁滨孙飘流记》之后,有谁能想出比‘飘流记’这个词更贴切的译名呢?因此,在这方面,我的原则是宁负抄袭之嫌,也不弄巧成拙。”  
 
  同为重译者,对书名的理解却有如此差别,倒真是有些匪夷所思。恰如郭译序言所说,“重译文学名著,有其有利的一面,也有其不利的一面。有利的是有前人的译本可参照,不论在理解和表达上均可有所借鉴;不利的是前人恰到好处的译文难以改进。若为显示与前人不同而硬作新译,则反而会弄巧成拙;若沿用前人译文,又有抄袭之嫌。重译者就处于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。”这样的境界确实很值得佩服。但新译者如何参照前译,要选用什么样的版本作比较,却需要有所讲究——前贤译本优劣何在,初版译本和后面再版本有何区分,后译者即使不向读者交待,自己却须分外清楚。  
 
  就说《鲁滨孙飘流记》吧,严格来讲林译并非“较好的译本”,因为“林先生的翻译,还有一点不见得好,便是任意删节原文”(郑振铎语);而方原和徐霞村的“飘流记”,实乃同一译本的不同版本,方原和徐霞村都是作家徐元度的笔名。徐小玉的《霜叶红于二月天:徐霞村纪传》(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初版,285页),说过徐译《鲁滨逊漂流记》的出版遭遇:  
 
  母亲曾对我说:“我和你爸结婚后,他就开始翻译《鲁滨逊漂流记》。”是的,那是父亲到“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”后译的第一本书。第二年春,日本人进攻热河和冀东,北平告急,他们一度逃到武汉,在那儿才译完,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其实,英国作家笛福的《鲁滨逊漂流记》在父亲译之前已有几种译本了,但用严格的文学翻译标准来衡量,尚难令人满意,这就是当时“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”决定由他重译此书的原因。  
 
  1957年春节,我回家探亲,得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《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》时,此书又被选为名著丛书之一,并选定了他的译本(据说是从四种译本中择优而定的),约他在出版前重新校订一下,我记得还预付给了他一笔稿费(好像是三百元),他在教学工作之余,对此书又做了十分认真的校订,不过中间插了一场“反右”运动,所以完稿拖的时间较长,到1959年此书要付印时,他的头上已有了一顶“右派”的帽子!按惯例,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能出书的,但为不影响整套丛书出齐,出版单位要求他出书时放弃徐霞村这个众所周知的笔名,他当时只好拟了两个名字:一为徐杨,一为方原,由出版部门选,对方选了方原。  
 
  1959年9月,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重印版。到1978年4月,甘肃人民出版社又租版重印此书,而译者名仍未能更为徐霞村。由于当时用“方原”这个笔名,是不得已而用之,所以我在1978年看到再版的书仍用此名时,就立即写信给出版部门要求为译者“正名”(那时他“右派”的“帽子”已摘,又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期开始“落实政策”的时候了)。我那时在安徽,后来见到父亲时,他说他也提出了此事。这以后的再版,译者名字才又改回为徐霞村!但是,1995年出版的《西方名著入门》收入此书时,编者不知其中的原因,又按1959年版用“方原”,我看到这个名字心中老觉得很别扭!    
 
  最近我才听一位同事说,他过去收藏过一本三十年代的老本《鲁滨逊漂流记》,蓝色封面,烫金的字,译者名是用的方原——不,应是“方源”,父亲早年偶尔用过的笔名。但不论怎么说,徐霞村是大家都知道也是父亲最习惯、最爱用的笔名,是比他的本名更有知名度的名字,而1959年出修订本时,是不得已才更名,所以我们后来要求改过来,也算是一种“平反”的要求吧!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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